“經重審，檢察機關決定對邱超等19人不起訴，終止追究刑事責任。我院現以此公告為他們消除影響，恢復名譽，向他們賠禮道歉。”9月7日，安徽高院在亳州市委機關報《亳州晚報》上刊登公告，向“亳州興邦公司集資詐騙案”中原判有罪的邱超、范國強、尚成鳳等19人賠禮道歉。據記者采訪了解到，這19人已經拿到國家賠償款400多萬元。（據9月9日中安在線）
法學專家稱，法院判錯案件公開登報道歉在國內尚屬首例。正因如此，此次道歉便具有了標桿性的意義。
自古以來，冤假錯案難以徹底根絕，其中既有人為因素的主觀干擾，也有技術因素的客觀局限。無論何種原因，它都影響到司法機構的威信，也使法治的公平正義受到損害。法治的目的在于保護正義和公正，增加公眾的安全感。在依法治國深入推進的今天，維護法律尊嚴，捍衛社會正義，有錯必糾便是應有之義。
老話說“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”，法院登報道歉不會丟面子，相反會因為有錯必糾的勇氣而贏得大眾褒揚。恰恰是那種知錯而不改，百般掩飾遮蔽會使公眾對法治建設失去信心。正如有評論指出，如何對待冤假錯案是檢驗司法文明成色的重要標尺。
與安徽高院公開道歉不同，被媒體援引的是今年8月《南方都市報》的報道，被關了21天的冤案當事人梁小兵盼恢復名譽無人理睬，廣東省公安廳認定東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應“賠禮道歉”卻無人開口，警方稱：很少有人固執要句道歉”。道歉體現了對當事人的尊重，而主動與被動道歉的不同是理念的差別。可以想象，有朝一日案件纏身勢必會影響到當事人的正常生活工作，同時還要背負道德上的譴責。那種認為國家賠償就萬事大吉的思想，是對自身失職的回避，也是對冤假錯案當事人權益的無視。老百姓常說“爭一口氣”，國家賠償固然可以給予經濟上的補償，但道歉這種形式更能給予精神上的撫慰，名譽上以證清白。
當然，道歉不等于作秀。此番以機構的名義公開道歉，實際上是在警醒司法部門即便掌握法律公器也不能任性而為。對于司法機構以及具體辦案人員而言，落實“辦案終身負責”，就要不斷強化現代司法理念和證據裁判意識，嚴格依法審查認定證據，力爭把每一件案子都辦成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鐵案。（孫宗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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